1756-L63 Allen Bradley

1756-L63  Allen Br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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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L63  Allen Bradley 　13年间，格兰仕已完成了从“工厂”财富美梦到噩梦的转变。与此同时，华为已从一个中国小子成长为第一电信设备巨头，成为令美国政府恐惧的企业。
　　4月14日凌晨，“微波炉工厂”的格兰仕发生员工打砸事件，员工抱怨工资太低，只给原来招工承诺时的2/3，且工时超长。事态后虽平息，300多工人辞了职。在本人看来，这标志着“工厂”模式已走入了死胡同，“中国制造”正在成为财富墓碑。
　　早在2001年春，笔者调研了格兰仕，并在媒体进行报道评论：中国制造正“与八国联军化敌为友”；同年5月，在调研宝洁后，发表评论《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指出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链已成定局，中国制造正变成其加工车间；更在同年11月15日中国加入WTO特刊上发表社评：中国将迎来工厂时代。
　　这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历史选择。尽管本人认为这绝非是中国好出路，更早的1999年，正值中美就WTO谈判博弈高峰，笔者著作了第一本书《平衡木上的中国》，指出：当前中国问题是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和行政改革)太慢，赶不上开放的速度，就像一个人走在平衡木上，手中拿着一根平衡杆，开放这一端太重，而改革这一端太轻，长此以往，终会跌下平衡木；再如开放这条腿迈出太大步，而改革这条腿跟不上，人迟早会失去平衡而摔倒。
　　彼时正值中国要不要按照美国要求加入WTO争论激烈之时。一方认为，中国是大国，反对过度开放，国企应加快“股份合作制”方向的改革，激发员工创造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抨击这是“一股就灵”、“一卖了之”，坚决认为应借鉴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以开放促改革，对国企靓女先嫁给外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基本按美国标准加入了WTO，仅保下了电信等极少行业。
　　那年笔者人未到而立，虽位卑却不敢忘忧国。在该书中，本人如此论证：中国不是香港、新加坡那样的弹丸之地，有着大国广阔的市场，如通过“股份合作制”等产权改革激活民间创造力，通过国内市场充分自由竞争，在每个行业形成3-5家有竞争力的企业，再对外对等开放，到2010年中国就可能成为制造强国。而“靓女先嫁”，开放优先，虽然早期可以吸引外商投资，但是跨国公司势必在将来形成垄断地位，而后难免利润外流，内需萎靡，后患无穷。
　　遗憾的是，这本书稿当时虽已跟广东一家书商签约，但因当时出版管制极其严格，在找了多家出版社皆碰壁而回。随着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加入WTO协议，笔者判断中国“一路向西”已成定局，遂离开了原来就职的中央媒体，参与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创业。
　　在2001年调研了格兰仕和宝洁等多家企业后，本人印证了此前判断：跨国公司将控制核心技术、市场和中国产业链，中国民营企业只能成为其制造车间，利润将非常菲薄，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贡献利润——微波炉在美国生产，一天开工6小时，工人周工作40小时，年收入是3万美元；在格兰仕，24小时三班倒，工人周工作约60小时，年收入是1.2万人民币，后者单位劳动收入是前者的1/30——这就是工厂模式的秘密。
　　在工厂模式崛起早期，格兰仕以“屠夫”般的残酷价格战，消灭中国和的制造对手，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价格战是一把双刃剑，也削薄了格兰仕的利润率，使其无力打造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无法形成跨国公司的利润微笑曲线。
　　逝者如斯夫，短短5年之后，宝洁式产业链+格兰仕制造车间已经成为中国产业主体模式，跨国公司在大多数行业形成了垄断和相对垄断，原先的投资流入变成利润流出。2005年7月人民币开始升值，吸引热钱投机，以弥补因利润外流导致的国内流动性减少。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中国贸易顺差在2008年达到顶峰，也标志着中国工厂达到顶峰。
　　工厂开启了一种“中国人苦命、美国人享福”的恶性循环。中国人用辛勤劳动和廉价资源换取了美国印出的大量纸币，随后买了美国国债，给美国人提供消费资金和公共福利；美国人印钞购买中国商品，推动热钱投机中国，推高了中国物价，特别是楼市价格，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房奴“。
　　工厂的本质是以中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为服苦役。自2005年以来它遭受多重挤压——上游原材料大幅涨价、下游欧美销售商压价、欧美同业贸易保护、人民币升值等等，都要从中国劳工身上挤压出来。此外楼价大涨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美国再工业化和TTP寻求对中国的进口替代；特别是中国劳动力在2012年出现拐点。内外交困下，中国工厂模式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与此同时，华为则在国家电信业保护之下，走出了一条独立自强的“股份合作制”之路，98.6%的股权都归员工所有，任正非的股权仅占1.4%，2011年员工平均年薪达到28万元。2013年净利润达到210亿元人民币，7成营业收入来自海外，拥有3万项专利技术，销售收入接近400亿美元，超过爱立信成为电信设备商。
　　不同道路决定迥异命运。今年4月的格兰仕打砸事件实为给“制造车间”立起了一块墓碑。要知道，格兰仕微波炉的制造占有率目前已超过了35%尚且如此，那些中小民营制造业很多已经破产倒闭，苦熬着的大多也奄奄一息，更不要说如果未来3年中国遭遇金融危机。
　　昔日工厂成就的财富神话，如今正成为“中国富人为何变穷”的黑洞之一。那么，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有什么对策可以避免财富悲剧吗？
　　坦率地说，华为的成功已不可复制，如果1999年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没能顶住压力，放弃了对民族电信业进行保护，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华为。如今要亡羊补牢，从国家层面上深刻反思过度开放，实施对等开放，在发展以谁为主体，利益(利润)谁享的核心命题上正本清源。
　　显然，这是远水不解近渴的，对于当下民营企业来说，真正立马可用的有三招：1，退出或收缩，以现金为王；2，利用信息化，缩短供应链，强化市场响应能力；3，升级金融能力，利用期货市场对冲金融危机风险。
　　在未来严寒的冬季中，前两招相当于把身体缩成一团。但真正能穿起棉袄升起炉火的，要靠期货套保。而《中国富人为何变穷：金融危机攻略》这本新书的重心恰恰在这里——即未来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善用期货套保者生，不用期货套保者死。
　　是该竭尽所能避免自己名字被下一个刻上“工厂”财富墓碑的时候了。：丹麦工业联合会网站近日消息，丹麦工程师协会的一项新调查显示，丹工业企业加大对自动化的投资可提高生产效率，并释放达数十亿丹麦克朗的增长潜力。根据调查的结果，如丹麦制造商投资自动化，并在2至5年内收回成本，其生产力将提升18%至24%。这相当于在目前丹麦年工业总产值（约1750亿丹麦克朗）的基础上增加310亿至420亿丹麦克朗的产值。
　　目前丹工业部门失业率显著下降。2014年3月，丹金属制品工人失业率仅为3.8%，远低于2009年的11%。拥有11万会员的丹麦3F工会的报告也显示，3月失业人数仅为0.6万人，较2009年减少1万人。丹金属制品工人联盟发言人表示，该数据说明丹工业部门逐步走强，前景向好。丹执政联盟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发言人对就业情况的改善表示欢迎，但也表达了对失业率下降可能在长期引发劳动力短缺的关注，认为削减对劳动市场改革和培训的支持为时尚早。
丹麦制造
　　丹工业企业与工会的代表就劳资待遇达成新的协议，未来三年工业企业将小幅增加工人工资，延长孕产假，并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劳资双方均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紧迫，不容双方过度讨价还价，因此本次谈判仅用时一天便达成协议。丹金属工人工会主席ClausJensen对涨薪条款表示欢迎。丹工业联合会总经理KarstenDybvad则表示，为提升丹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三年工人工资涨幅应低于瑞典和德国等主要竞争市场。目前，丹6000家工业企业的低时薪是108.7克朗。根据协议，2014年、2015和2016年工人的时薪将分别上涨1.5克朗、1.65克朗和1.8克朗。
　　“丹麦制造”的未来
　　对于丹麦制造业的未来，丹麦工业联合会的总裁拉尔斯·高施密特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加强教育和产业之间的联系上。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只要有一个聪明的想法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但是在化竞争的时代，这远远不够。我们有了一个想法，很快别人就会模仿，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一步，这样才可以保住丹麦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高施密特说：“我们是小国，那么就把重点放在加强人力资源的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上。”在发展和增强教育方面，丹麦政府不遗余力。丹麦公民不仅享受免费高等教育，而且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还享受每个月约5700丹麦克朗(约合1000美元)的教育补助。这使得丹麦人不论家庭背景如何，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丹麦的国家教育经费开支占当年财政预算的5%以上。此外，丹麦对于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也极为重视，对仅受过初级教育的在职员工的再教育投入了巨大人力和财力，这使得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丹麦员工受教育的比例和程度都很高。这也是“丹麦制造”未来希望之所在。
　　在丹麦未来制造业的行业分布上，高施密特认为，与绿色环保产业相关的制造业在丹麦制造业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丹麦在清洁能源领域占有独领风骚的地位。自然基金会发布的《2012清洁技术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丹麦是适合开展清洁能源研究和发展的国家。
丹麦制造
　　丹麦有上大的风力发电机生产商维斯塔斯，虽然近年来，风力发电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但是维斯塔斯风力发电机仍然占领着风力发电机市场20%的份额。此外，大约20%的风力发电机都装有丹麦制造的风力发电机零部件。2010年，丹麦风能产业的产值为553亿丹麦克朗(约合99亿美元)，出口总额为462亿克朗(约合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风能产业的出口占到丹麦总出口的8.5%。与此同时，丹麦政府大力投资于其他新能源产业如太阳能和波浪能等领域的开发，为能源产业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高施密特说：“现在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挑战，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很好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有着完整的产业链和众多的高素质人才。我对丹麦制造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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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发展环境亟待优化。长期形成的唯GDP论的观念根深蒂固，决定了各地规模优先的工作思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项目引进替代集群发展，视生产线引进为技术创新，重招商轻配套等问题突出。先进制造业的行业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与国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上下游企业供应链无法有序对接。军民资源共享、军民产业结合存在一些障碍，部分可转为民用产品的企业缺少终产品平台。人才体系建设观念滞后，重视待遇提升却忽视发展环境建设，致使人才流失。政策体系滞后与市场需求多变之间矛盾显现，制约着先进装备制造业健康有序发展。
先进制造技术
　　三、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我国迈进制造强国乃至经济强国行列的根本之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从战略上推动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惟有如此，才能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制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完善国家政策支撑体系。先进制造业涉及技术创新、发展方式转变、要素保障等因素。因此，一方面要从国家层面加强统筹谋划，研究制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使各种发展要素相互配套；另一方面要加强立法，以法规的形式确立先进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建立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企业是推动发展的主体。要继续深化先进制造业领域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释放企业发展活力。从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入手，真正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体系。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建立透明而公正的市场准入制度，让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同时，要地发挥政府作用。各级政府要注重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公开，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和企业创造活力。
　　强化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中创新要素聚集、成果应用迅速、技术竞争激烈的领域。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资源聚集聚合，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加快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成果的有序转化。依托企业打造技术创新平台，开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的大型科研设施，减少重复建设，降低先进制造业创新成本。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高先进制造企业和科研机构从事创新的意愿。
　　深化信息技术应用，提高“两化”融合水平。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加速改变产业竞争模式。要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和融合创新，提高企业全产业链的信息化水平，推动智能制造生产模式的集成应用，发展网络制造等新型生产方式，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制造。加强支撑服务能力建设，突破应用电子、工业软件、三维图形等关键技术，形成全流程产品配套能力。鼓励信息技术服务商业模式创新，开展物联网运营服务，为企业远程服务、位置服务等新型业务提供技术支撑。
　　发挥政府投资引导效应，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要创新投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以股权、债券等形式参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拓宽先进制造业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优先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要加大金融资本对技术研发的支持。积极探索多种担保方式，完善担保机制与功能，努力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养制造业创新人才。围绕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需求，建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相互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培养创新人才的同时关注技术人才的培养。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校企结合的人才综合培训和实践基地，加快形成一大批产业技术创新人才和高水平团队。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大力培养掌握先进制造业技术技能的劳动者，扭转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技术技能劳动者严重短缺的局面。

一台连续灭菌生产线，处理不同大小的饮料、食品罐，与单锅杀菌机相比，它的产能提高10倍，节省电能75%，这是科技的魅力。也是山东鼎泰盛公司自主研发，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灭菌生产线。自主研发助力企业飞速发展。在诸城采访期间，记者发现这样的企业并不是少数。
　　“我们把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通过对全市635家限额以上工业企业的调查摸底，围绕高新技术重点领域，在前瞻性技术研究、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转移等四个环节进行总体设计，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诸城科技局局长鞠学涛说，去年，诸城迈赫自动化、良丰化学、佳士博等9家企业申报了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大业金属、高强紧固件、东晓生物等4家企业申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高科技“包装”传统产业
　　“新郎的服装生产设备可以说走在了服装生产行业的前沿。”新郎希努尔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叶汝荣自豪地说，的技术设备才能生产出的产品，才能使企业一直走在国内时装行业的前列。
　　“得利斯拥有山东低温肉制品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一家，企业每年自主研发的项目达一、两百项，去年已经申请专利发明8项。”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主任郑乾坤说，自主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久盛不衰的“一剂良药”，找到创新点也就找到了占领市场的制高点。诸城一直将自主创新、“诸城创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鼓励企业创造品牌，用品质助推品牌升级，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扩大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拥有量，实现“诸城制造”向“诸城创造”跨越。
　　现在诸城省级以上品牌达到182件，去年完成专利申请2468项，总量突破5500件，参与了51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先后荣获“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和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诸城以发展自主创新品牌为目标，围绕机械装备、纺织服装、造纸包装、食品加工等传统支柱产业，实施技术创新和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努力提高这些企业的高新技术装备水平。目前，诸城正在积极培育大业金属、隆源液压科技公司、华明建设科技公司、福润塑业股份公司、迪龙电缆公司一批有高新技术生长点的企业，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突破。
　　产学研联合“齐发力”
　　产学研联合，是诸城为企业创新发展搭建起的重要桥梁，他们支持企业主动寻求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智力支持，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一些高新技术领域，企业采取委托研究、联合开发、引进转化等方式，推进‘产学研’联合，‘校企联姻’。这使得很多先进的科技成果在我市得到了及时转化和应用。”鞠学涛说道，诸城大业金属的轮胎用高锡胎圈钢丝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3等奖，填补了国内，结束了国内企业过去一直靠进口高锡胎圈钢丝的局面。
　　“我们公司可是行业内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我们与中科院海洋所博士后流动站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培养博士后人才。”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巨宏介绍说，他们尝到了向高校“借脑借力”所带来的好处。该公司拥有一支由学术带头人、行业技术拔尖人才，60多名博士、硕士加盟其中的专业型研发团队。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及其团队合作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先后攻克技术难题2个，创造经济效益9000多万元，有力助推了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现在，诸城产学研联合企业达到326家，建立院士工作站3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家，全市拥有潍坊市级以上人才平台载体99家，省级以上36家，60多所大专院校在诸城设立了教学科研基地。我国面临着范围内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的严峻挑战，惟有坚持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从战略高度谋划先进制造业发展，才能推进工业化强国建设。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动力、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规模扩张、投资驱动、外资导向模式无以为继。以往带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迫切需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引导投资结构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变。在经济增长推动下，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不断提升，要素供给条件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要素价格优势逐渐消失，要素成本的上升要求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制造业向价值链中转移。另外，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凸显，工业绿色发展迫在眉睫，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向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集约节约、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转变。当前我国已进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调结构与转方式的攻坚期，在稳增长中提高质量和效益，先进制造业承担着重要使命。综合起来看，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和工业发展中的问题，关键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先进产能比例，工业转型升级，夯实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
　　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先进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是创新为集中为活跃的领域，也是创新得以实践应用的沃土。首先，先进制造业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力军，为创新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2012年研发经费支出10298.4亿元，占GDP的1.98%，而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7625亿元，占全部经费投入的74%。其次，先进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创新成果为集中的领域。这些年我国在计算、载人航天、纳米科学、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多来自先进制造业。再次，先进制造业的企业创新具有技术更密集、竞争性更强、产业链更长、集中度更高的特征，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象征。当前，只有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统一起来，才能筑牢我国参与竞争的根基。
先进制造技术
　　二、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先进制造业大国，部分产品技术水平跃居前列，涌现出一批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强的骨干企业，形成了若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聚集区。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先进制造业与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我国制造企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低、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在汤姆森路透评选的“创新企业”榜单中，2011—2013年我国企业连续3年无一入选。2012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合约（PCT）的数量约为美国的1/3，且同族专利、交叉许可专利少，专利影响力低。我国大量企业以引进技术、组装生产为主，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不高。同时，各地区研发中心普遍存在着“小而全”、重复建设、研发力量分散、覆盖范围小、重研发轻应用的情况。在对未来发展具有关键、颠覆性影响的重大技术创新上，欧美国家的优势和我国的弱势地位形成鲜明对比。
　　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等基础能力不强。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对基础性、配套性产品重视不够，很多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依赖进口。95%的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要依靠进口，使得这些行业沦为组装加工业，产品附加值较低。国产风电机组传动齿轮保修期仅2年，而国外产品寿命一般在20年以上，轴承和对接螺栓等全部从国外进口。机械装备主轴承平均寿命约300小时，仅相当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1%，且故障频发。薄弱的基础能力限制了我国先进制造业整机能力的提升。
　　大企业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作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者，我国大企业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与国外同行比，差距依然明显。首先，盈利能力偏弱。2012年，苹果利润总额为417亿美元，而我国电子信息企业利润总和仅为141亿美元。其次，品牌影响力较低。2013年品牌500强中，我国内地有25个品牌（制造业企业7个）入选，远低于美国的232个。再次，国际化经营能力不强。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报告，2013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5.7%，而100大跨国公司在2011年就达到了60.7%。在自主创新、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等方面，我国先进制造企业与国外大企业差距较为明显，难以参与国际先进制造业制高点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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